乱评比达7万项基层因先进受累

泛滥成灾多年后，官方“卖匾式”评比有望退出历史舞台。中央已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将从严掌握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实行总量控制。

公权力控制评比不力

按道理说，一个企业、一个部门，工作一年了，从上至下进行一番评比表彰、总结盘点，还是必要的。这样的盘点，本该是从“考评、示范、推广、提高”等主观愿望出发，作为自我检验、自我激励的工具而存在。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浮躁心理越来越强，类似活动的功能也在异化，主要表现是：其一，上级要通过这些活动来考评下级，这就为此类活动带来了功利性；其二，考评的内容往往又是层层照搬上级考评自己的东西，这又给此类活动的千篇一律提供了可能。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力是，组织评比也成了一些部门或个人的创收手段。作为基层单位，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参评的人总想通过评比增加自己的业绩，让自己脸上有光，所以面对评比时总免不了要陪着小心，甚至要打点一下，否则名次就上不去，甚至不能达标。这不仅使评比表彰逐渐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且组织者也有了“牛”的资本，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好处自然也会有人送上门来。

这种“卖匾式”评比，出卖的无非是公共权力，归根到底还是对公权控制不力。中央出台管理办法，实施两级审批制度，初衷在于遏制这一现象。但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减少了评比表彰，对工作又该如何评价？这既需要观念上的变革，也需要考核标准、考核方法的重新制定。只有真正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既对上级负责，又为基层服务的重大课题，把懒于创新的滥设评比也作为“谋求评比利益”来看待，并逐渐加以削弱，“卖匾式”评比才能真正杜绝。（法制日报/马龙生）

告别“卖匾式”评比先除“卖匾式”思维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借评比之名、行卡要之实的“卖匾式”评比，已是盛行多年“公开的秘密”。有的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有的直接向基层、企业和群众收费或变相摊派，谋取小团体的利益；有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切实际，演变成为一些干部谋取政绩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有的表彰项目设置随意性大、奖励面过宽……花样不断翻新，叫人眼花缭乱。

据说，日益泛滥的“卖匾式”评比，就曾受到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公开痛批：“检查评比泛滥也是一种腐败。”广西某“明星乡镇”屡被评为先进，但因不堪接待应对之繁，镇长也曾对媒体直言：“真想摘掉先进的帽子”。可以说，这样的评比，劳民伤财，有害无益。此次中央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各类评比表彰活动予以统一规范，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的用意很明显。

而在我看来，用制度的办法从严掌握、总量控制检查评比活动固然很重要，但清除“卖匾式”思维也很重要。或者说，“卖匾式”思维不除，制度化从严掌握的效果可能会打折。

其实，“卖匾式”评比早就被中央高层叫停。1991年，国务院就发出《关于停止对企业进行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和不干预企业内部机构设置的通知》，1996年，又有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严格控制评比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三令五申，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一些地方，也进行过相关的清理，但往往叫而不停、理而不清，陷入清理-瘦身-反弹-泛滥-再清理的循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恐怕在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卖匾式”思维没能清除。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这种思维就会自动跳出来，主导一次“卖匾式”。

所谓“卖匾式”思维，其表现应该是这样的几种思想意识：我对企业有一种“婆婆”身份，企业有求于我也就不敢得罪我——这是“婆婆”思维；我有一定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基层有相当急迫的配置资源的愿望，卖一块“匾”给他，他也只好接着——这是“权力”思维。“婆婆”思维也好，“权力”思维也罢，不外乎就是一个“利”字——用“婆婆”的便利、权力的刁横，换取几两银子花花——这就是利益思维。清除“卖匾式”思维，必须斩断检查评比背后的利益链条。

新近出台的管理办法规定，“保留的可行项目，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而由财政埋单或单位自行解决。”这样的规定，可以视作斩断利益链条的必然选项，但似乎还可以更进一步：把那些“婆婆”们的权力晒在阳光下，把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样，“卖匾式”思维依存的土壤得以清除，基层和企业对哪些检查评比自然也就不买账了。他的“匾”卖给谁？（人民网/石家友）

兴宁订制西装

宜宾工服制作

温州西装设计

山西职业装订制